这是一个三方——清廷、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博弈的时期，袁世凯清楚局面的调控分寸，他在这场博弈的戏剧中始终保持着不断修正判断的警觉。袁曾于11月11日安排人去武昌与黎元洪和黄兴谈判，讨论停战议和。袁世凯代表蔡廷干讲述了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的理由，强调了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的重要性。袁世凯的建议没有获得革命军的认同。袁决定用军事打击的方式强迫对方改变态度。当清军于27日攻下汉阳时，袁又谨慎地请英使从中调停，黎元洪马上表示了妥协，“准备接受立宪政府”[1]。袁世凯接着发表了主张立宪制的温和意见。在整个舆论上，南方要共和与北方要宪政的立场区别非常明显。在日本的梁启超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革命和起义没有任何预先安排，具有突发性，也许这正是推动尽快立宪的机会，他在日本神户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继续强调了他的主张，“共和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国民的文化特性，目前的动乱，其后果是催生建立一个文明进步的君主立宪制度。”[2]
孙中山事先根本不知道武汉发生的起事，武昌起义两天后，他才从报纸上得知信息。孙显然意识到回国领导革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试图在回国之前争取西方各国对革命的支持与认可，但没有获得成功，尽管他获得了英国停止与清政府的贷款谈判和四国银行团给予革命政府有条件的贷款承诺。实际上，列强在观察中国的时局变化，并且对袁世凯之于未来的中国命运抱以期待。西方观察家认为，如果“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决不会指望会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省外毫无地位”。[3] 孙从英国政府那里得知列强将未来中国政府首脑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决定从革命大局上考虑，也准备让袁世凯担任未来民国政府的大总统。孙中山11月16日在致电民国军政府时说：“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4]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与革命军指派的伍廷芳正式举行南北和谈，在关于立宪与共和何为未来国体问题上，双方没有让步。袁世凯与革命党人都在努力争取列强的支持，同时，基于财政上的危机致使临时政府的政权不稳以及党内意见分歧导致力量可能进一步削弱[5]，革命党人不断放话袁，只要袁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黄兴）。12月25日，孙回到国内。29日，在南京，作为革命的象征和偶像归属，同时也出于革命党人对北方袁世凯的施压策略，孙中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其合法性来自全国16个省在预备立宪期间成立的咨议局代表的通过（17位代表中有一票给到黄兴）。但是，此时的孙中山清楚：新政府财政面临危机，自己的军事力量远远不如袁世凯，同时，由于列强对袁世凯更为看重，对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也不给予承认，共和革命处于危机之中。这时，大势仍然朝着共和的方向发展，袁世凯欲当总统之心强烈之至，当他得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担心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开始指责孙，孙中山回复请袁不要有任何误会，他通过伍廷芳转告唐绍仪：“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6] 孙中山此时的主要目的是推翻满清政府，保住革命势力使种族革命成功。革命党人的反复承诺引导袁世凯将重点放在逼迫清廷退位上，当看到驻俄公使卢征祥等人也于1月3日敦请清帝退位时，他最终做出了改变立场的决定，并让段祺瑞和冯国璋采取威逼手段配合[7]。2月3日，隆裕皇太后告诉袁世凯不用再开国民会议，她自行宣布退位。南北双方就退位清室安排上有些来回，最后，孙中山同意了对清室的人道主义安排。
尽管真正的共和革命党人内心极为不满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但是，后者的成功绝不是侥幸。清廷开始实行新政的时候，外国列强已经注意到：这个即便没有出国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有西方记者曾经在1905年采访过“保定秋操上的新军统帅”，当记者问袁为什么不把辫子剪掉时，袁回答“会的，时间到了就会的。”说这样的话距离临时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剪辫还有差不多七年的时间，袁显然是一个内心有数的政治家。义和团狂潮时，袁就通过协商用马蒂尼-亨利步枪与一名义和团首领的胸膛进行对抗实验——义和团说盟誓加入他们的成员可以刀枪不入，他以厚葬死者并让和尚代为守灵一百天的方式有说服力地回避了义和团邀请入会。当清廷在最后的危机需要袁世凯尽快回京时，袁借口身体仍然有恙给予了拒绝，直至实现清政府答应赋予他总理大臣的权力。他通过不紧不慢的策略，获得并保持了保皇派和革命党两边对他寄予的希望。不能说袁世凯此时真正反对共和或者满意于君主立宪，但对袁世凯来说，在国体问题和个人权力两者之间，后者更为重要。袁世凯的精明在新军建设上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他借清廷实施新政建设自己的北洋军队（1904-1905年期间）当然有双重意义：推行朝廷新政和为可能的未来准备一支誓死效忠自己的强大军队。他显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便是他的三年“在家休养”期间，军队旧部仍然忠诚于他，而在清廷即将灭亡之际，他与革命军之间进行较量，也尽可能通过谈判减少双方的伤亡，为之后可能的政治变化留下余地与实力。
无论有什么抱怨、担忧和不满，此时，人们印象中的袁世凯是一个推动改革并富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作为有实力的军事家和资历很深的政治家，现在出任总统具有普遍认可的合法性，南京临时参议院甚至贺勉袁为“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确，尽管朝廷同意皇帝退位，但是，他们更愿意掌管这个国家的人是熟悉的袁世凯，而不是热衷暴力革命并刚刚回到国内的孙中山——即便皇室成员也知道袁是一个狡猾的机会主义者，清政府诏书也明确授权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但据认为，“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句由袁自己加入）。11日，之前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现在致电南京政府：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8]
孙中山得知袁世凯的电报后，于清帝退位次日2月13日，向参议院提出辞呈：
本总统以为我国民之志，在建设共和，倾覆专制，义师大起，全国景从，清帝鉴于大势，知保全君位必然无效，遂有退位之议。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诺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当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解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9]
在将临时政府所在地究竟落在北京还是南京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与孙中山派出的南方使团有过讨论与僵持。最终，迫于时间的压力和从策略上的考虑，作为使团专使，蔡元培建议南方同意袁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4月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移北京。美国等国家相继承认了新产生的中华民国。不少人认为这是南方革命党人的失败，不过，孙中山的判断是：3月11日在南京颁布的《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应该构成对袁世凯今后言行的制约，部分革命党人的看法也类似，他们的信心来自《临时约法》采取的内阁制。
从武昌的偶然爆炸到清廷皇帝退位，这场被称之为“辛亥革命”——辛亥年发生的暴力革命——的事件看上去并没有统一的领袖，统一的组织，更不用说统一的指挥，在整个武装革命过程中，人们找不到贯穿始终的核心中枢，例如在起事的城市武汉，由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操纵着革命的进程，尽管武昌起义无疑有同盟会成员参加，但是，这不意味两个组织着受制于同盟会的统一指挥。当起义的枪声响彻武汉的上空时，起义者便忙于寻找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黎元洪、汤化龙出面领导。各地革命的领导权，也基于不同革命组织的势力，例如浙江（由上海、杭州、宁波及至全浙各府）的光复来自光复会控制新军的努力，尽管光复会在上海时与同盟会有合作。无论如何，就像中国传统的春节期间各地大人儿童燃放炮竹一样，清政府就在全国各地急促但不统一燃放的炮竹声中彻底崩溃了，在临时政府最初的几个月里颁布的法令法规——例如用阳历、剪辫、禁缠足都是这时开始的——在中国社会一下就唤起了崭新的气象。
这是一个溃败、冲突、呼救而行动仓促的转变时代，不同政治组织之间在革命的目的和政治任务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光复会的主要目的是推翻满人政府；共进会没有涉及民生问题；而同盟会也无法立即实现“平均地权”的政治设计。所以，当清政府被推翻，接着的问题就是涣散、混乱以及由此必须去面临的政治力量的重组——光复会甚至结合旧有官僚阶层欲与同盟会争夺革命后的势力控制范围。由于革命党人缺乏行政组织者和管理者，革命胜利之后的政权建立和管理实施很自然地被那些有经验和能力的立宪派甚至更为保守的势力接手。但是，建立“共和”的思想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可，任何限于个人和特殊组织的思想倾向，都没有影响到以共和为名的国家秩序，因而清帝退位后，这个国家基本保持了统一而不是割据分裂的局面。
作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庆祝辛亥革命10周年时，将辛亥革命归纳为中国历史上三个有意义的革命之一[10]，其意义在于：一是中国人已经自觉认识到他人无权管理中国；二是中国人已经自觉认识到自己有权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他充满热情地说：“我们今天替国家做满十岁的头一回整寿，看着过去的成就，想起将来的希望，把我欢喜得几乎要发狂了。我愿意跟着诸君齐声三呼‘中华国民万岁’！”这个时候的梁启超与所有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基于戊戌维新的开启、立宪运动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的传播与建设，以及各地推动立宪政治的人士在行动上对革命党的协助与配合，1911年的武装起义保证了新政与立宪运动的思想与体制改革的存活，历史的确发生了转变——两千多年的秦汉政体的确转变为很难恢复帝制、并以“共和”为名的政治形态（一个基于中国传统但夹杂着日本和西方要素的混合政治形态）。
事实也是这样，尽管革命党人对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立宪运动以及在其推动下由清政府进行的新政和立宪改革并不寄予任何希望，然而，正是新政与立宪时期的成果——新军、商会与咨议局——支撑着武昌起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各省咨议局（尽管有些更改了名称）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里一直是中华民国的政治机构。最后还应该看到，“中国”这个词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最终成为官方正式国名。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和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简称都是“中国”（China）。
注释：
[1]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择》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页。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2页。
[2] 郑曦原编：《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3]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818页。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本书转引自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页。
[5]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的一开始就面临财政困境。在巨大的军政开支局面下，孙中山曾要求由临时政府控制的各省都督向南京缴款，但各省都督几乎均以各自的困难没有缴纳。由列强控制的海关税收因对临时政府还持有严重的疑虑没有给予承认，故也不放款给后者。甚至，时任两淮盐政总理的张謇警告孙中山：“无论军饷若何紧急，不可于盐价商本内有丝毫挪移”，盐税是用于抵“洋债”的，失信之后会引起外交困难。临时政府也通过内外债的方式寻求资金来源，然而，即便是由盛宣怀建议临时政府通过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向日本人借款的方法，甚至已经签署了草约，也因各个方向的反对而没有实现，因为这样的合作又是以将中国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优先让与日本人这样一个失去主权的代价为前提条件，故招致章太炎、张謇等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放弃。
[6] 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
[7] 为了催促清室尽快同意退位，段声称他可以带兵到北京与满族与蒙古族亲王们共同辩论；冯也对他的部署公开宣布他支持共和。军官们的态度当然催逼着皇室作最后的决定。
[8] 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3页。
[9] 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3页。
[10] 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讲演”[一九二一年]，《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